早在港人北上消費，夜市不再前，香港舉世聞名的霓虹燈繁華景象，已遭時代洗禮，漸漸褪色消失。不過，少有人提及的倒是這些燈光招牌上的字體，盛載著過往幾代土生土長香港人的集體記憶，代表著一個生機勃勃的時代。一個名叫“墨跡”的新興保育團體，誓志鑽研與保留這些獨特香港字體文化足跡，好讓它能抵禦淘汰衝擊，讓世世代代欣賞下去。
霓虹招牌燈光熄滅下 香港商業字體保存工作岌岌可危
一塊塊大小不一的霓虹燈招牌，刻上各種書法特色字體，在晚上亮起後百花齊放，相互爭妍鬥豔，印證著商舖百業興旺的景象，更是香港人賴以自豪“東方之珠”美譽的象徵。不過，由於香港政府近年修緊建築物安全政策，執法部門大規模取締在大廈外墻上的霓虹燈招牌，再加上LED燈廣告顯示屏幕文化的興起流行，這種五光十色的獨有景象漸漸地開始變得暗淡。在過去三年疫情衝擊下，有不少老字號店舖結業，也加速了霓虹燈招牌的熄滅。
每當一塊塊霓虹燈招牌被拆除下來，保育團體準備運往別處保育時，緬懷的人總喜愛到場拍照打卡一番。他們不捨之情，除了是對這些老店舖的人情味外，當中更包括了對招牌上字體名稱所蘊含的精神。
年輕學者創立“墨跡” 鑽研上世紀四位香港代表性書法家作品
早於這拆招牌現象變得頻繁前，香港本地一位青年學者便孕育了研究香港招牌字體文化的念頭，希望能在它完全消失前加以保育。 香港理工大學設計系客座講師黃宣游便是其中之一。這位年青學者鑽研上世紀四位香港代表性書法家作品及生平，從招牌、名片等常見的“商業書法”應用，審視香港字體視覺文化。
這位學者近日以電郵方式接受美國之音中文部的訪問時，首先介紹了他成立保育組織“墨跡”的經過與目的。他回顧，2020年末，他開始收集香港上世紀二十至八十年代應用書法家的作品，研究其書法藝術與商業結合的特色、文化與發展。其後，“墨跡”成功招募了三名義務研究員，並於2023年獲得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資助，擴大研究範圍至有關書法家生平、墓碑墨跡及其他場所遺墨；至去年末，再有十二位成員加入，全部均是書法愛好者。黃宣游說，慶幸在這些香港書法藝術完全消失前，自己便當機立斷開始保育行動工作。
黃宣游 ：字體保育工作“千里之行，始於足下”
黃宣游說，“自2018年，我們主動與很多香港老字號(店舖)聯繫，進行品牌重塑；至今，我們已經與超過20家70年以上的老字號共事。然而受疫情及經濟影響，老字號的數量驟減超過一半，我們慶幸早於疫情前開始重塑工作。同期，執法部門開始大規模取締霓虹招牌。這讓我意識到‘千里之行，始於足下’的重要性，不應該再猶豫，有意義的事就應該盡快實行，這就是墨跡的初衷。”
據“墨跡”介紹，研究上述這些書法家作品的重要性在於，他們的書法藝術結合了當時的商業社會特色、凸顯了獨有文化特質。黃宣游說，古時，書法與官宦互為表裡，也有文人在財主之家作門客，支撐藝術創作，“藝術”與“金錢”從來息息相關。同樣地，二戰前的香港與外國商貿繁盛，眾多廣東商家落戶投資，文人也因此聚集香港。
到二戰後，香港復甦較其他地區快，多機遇下，自然吸引更多外省商家學者。正是商貿繁盛，很多華南文化傳統得以保留，配合大量資金促進藝術實驗，所以便出現了不同物料與書法藝術的碰撞，包括烏木金漆、水磨石、黃銅、霓虹等招牌，招牌密度一度為世界之冠。
受書法老師啓蒙 不應“只師古人”而應“海納百川”
黃宣游解釋，開始研究後，便發現這一門學問淵博，更衝擊了固有思想空間。
黃宣游說，“到了碩士，我專修‘品牌學’，碩士論文研究‘品牌體驗’，當中也有探討文字與市容及城市品牌之間的關係。截至2020年末，我已練習書法經年，也師從過多位老師，其中一位老師與其他老師持相反意見：‘只要是合乎法度，所有好字，都有值得欣賞和學習的價值。’與其他‘只師古人’的老師不一樣，這位老師海納百川的看法，驅使我留意更多香港近代書法家的字。”
據“墨跡”的研究，香港上世紀四大書法家分別為區建公、謝熙、卓少衡與黎一鳴。他們所寫下的字體均是香港過去幾代人的集體記憶。
區建公將魏體融入商業招牌
區建公 (1887 - 1971)，香港上世紀中葉著名書法家及中醫師，生於廣東新會。他早期來到香港後先後建立“建邦學校”與“建公書法專科學校”，以系統化方式授予學生書法竅門，被視為香港第一家書法專科學院。區建公因將魏體(又稱北碑、北魏、魏楷)等書法字體融入商業招牌，獲得“招牌王”稱號，在1930至1970 年代風行香港，為香港老一輩所津津樂道。據說他是第一個將北魏楷書帶融入商業招牌的書法家。此前，招牌主流基本上選用傳統榜書或楷書。
謝熙精研漢隸 為教育界帶來懷古新意
謝熙(1895–1983)生於廣州番禺，在上世紀 50年代正式遷居香港，建立“謝熙書法研究院”。“墨跡”研究指出，他精研莊重雄壯的漢隸，敦厚古樸書風，為香港市容帶來了一股懷古“新意”，並與教育界不謀而合，讓呆滯書風得以豐富。時至今天，多家香港的學校，例如九龍真光中學、聖公會基榮小學、路德會呂明才中學與樂善堂顧超文中學等，均仍然保留了謝熙所題寫的大字招牌。 此外，謝氏書法也多見於商業機構，較著名的有永安公司、大元公司、新鴻基地產有限公司等；50–70年代，他的字體更在酒樓茶樓界撐起了半壁江山，但因他幾乎從不落款，導致很多作品不為人知。
卓少衡風格見於唱片封套
卓少衡(1923–2005)，香港上世紀中後期著名書法家，為南海縣商家卓氏後人。卓父從小為兒子打點學習，安排家庭教師到家中授課；唯卓少衡天資聰穎，不喜管束，十四歲離鄉別井，希望闖一番事業。1942年，他隻身從廣東到達香港，從事印刷相關工作，接觸了很多廣告業和美術界朋友，並開展了前半生商業字的事業。除了書畫，他的書法也見於不少唱片封套。“卓體”常見於黑膠、卡式帶及CD封套上，字體風格與封套設計搭配，是很多粵劇名曲的最佳選擇。
黎一鳴“手寫卡片”成為香港收藏界獨有搶手貨
黎一鳴(1935–2017)，生於廣州花縣。1949年，時年14歲的黎一鳴從廣州移居澳門就讀中學,當時他受到一位鄰居一位代書先生多變的書法風格所啓發，引起對書法的反思及興趣。 1953年，黎一鳴前赴香港，並正式矢志以代寫書法為職業，一寫便是六十年，成了其終身職業。他的“手寫卡片”是香港收藏界獨有搶手貨，而隸書卡片更是物以罕為貴，原因正是寫隸書所花時間比其他書體更多。
不同書法招牌 反映不同商人從商風格 藍領進修認同行業身份
黃宣游解釋說，上述四位書法家橫跨當時香港經濟發展的不同年代，代表著不同的時代需求，如區建公的魏楷書法風格氣勢非凡，筆畫誇張舒展，視覺上衝擊力大，找其書寫招牌者多為實力富商，有“區建公寫的招牌能帶來好風水”之說。
他續稱，謝熙的漢隸風格多用於酒樓、地產發展商以及學校，與魏楷的視覺衝擊不同，漢隸給人一種沉穩古樸的感覺，配合個別商戶特質。香港曾經有很多茶行，有用上魏楷，也有漢隸的招牌，不同的招牌風格也某程度反映了創辦人從商的不同風格。
黃宣游分析，“以往教育普及率較低，藍領識字率不如現代；然而，很多酒樓部長經理，或者餐廳“企堂”會利用公餘時間進修，報讀書法班精進書藝。這也解釋了為何餐廳“是日精選”廣告牌、酒樓菜牌，或是“嘉賓留座”牌上的字，均氣勢非常，引人入勝。上世紀人均教育水平可能比現在低，但每個人尊重自己工作，以至身分認同的程度，均遠高現代人。”
“字觀人性” 從字體端正同學中學習
要懂得欣賞、研究上述四大字體書法家的筆法並與其家族後人接觸，黃宣游深明必須自身具備相關基礎知識的重要性。他説，儘管年幼時沒有正式學習過書法，但家中父母從小便教導強調“字觀人性”，促使他對自己書寫也有基本要求，尤其是小學每年重新分班開學時，他也會物色字體端正的同學，從而觀察學習其優點缺點。
黃宣游繼續說，到了高中畢理科業後，他才意識到文化與歷史非常重要，“文理並行”的性格，讓他對很多事物都感到新奇。他原有的朋友圈中，喜歡書法並不多；但他學習書法後，也認識了不少書友，不會有“異類”感覺。
嚴謹拆解商業招牌字跡 “品”字非簡單三“口”隨便組成
“墨跡”上載至Youtube 的視頻中，也充份顯示了對字體一絲不苟的鑽研認真態度。在一般常人的認知中，豆品中的“品”字在兒時學習過程中，老師一般會教導書寫三個“口”字便成。但黃宣游在短片中將他拆解，分析這三個口字的次序、角度與方位組成，也有嚴謹要求，以達至美觀境界。
黃宣游補充說，“因電子設備及互聯網之便，現代人往往容易道聽塗說，而不去追本溯源。漢字經‘篆隸楷行草’演化而來，所有字的寫法及解釋都有其根源，知其源流即有助寫好字體。現代父母受普及教育影響，先是不重語文，而對事物亦鮮問究竟。看到一個‘三個口’組成的字，自然就認為它僅是‘三個口’了。實際上，每個部首佔比都有竅門，而區建公先生教學法之中，特別著重教授(唐代書法家)歐陽詢所創之九宮格結字法。….現代教育的目的僅是‘認字’而非‘識字’。然若凡事講‘根源’，人們又會覺得不合時宜，只能說時代不同，教育有別。”
同樣，在另一則的視頻中，一般人認爲無甚特別的澳門與香港四字，“墨跡”介紹說，“澳”與“港”當中三點水的寫法也大有研究，不是隨便點下三點便成。
黃宣游更稱，嚴格來說，平均每個漢字都至少有5種寫法，並無對錯之分；而不同寫法配合不同書法風格，可以豐富文字美感，這正是漢字在香港獨特的保留與呈現。
黃宣游解釋，儘管多年來小學中文課程均要求學生練習書法功課，但做成一般香港人不會深究字體書寫的現象，或許與大部份中文科小學教師未有受過正統訓練有關，故此不能達到啟蒙效果，反而誤導眾多學子。他並說，因當時有繪畫基礎，以“描畫”的方式臨帖，很容易得高分；現在回看，這相反卻走了很多冤枉路，同時估計很多同學對書法的興趣就在此時被扼殺，甚至萌生厭惡感覺。
記者提到“香港中文繁體字”藝術發展與中國近代史的關係時，黃宣游糾正説法，指“香港中文繁體字”，並不是一個正確概念，繁體字本屬中國歷代演化而成的漢字，只是近代演變複雜，包括“規範字”、“簡化字”與“電腦字”等，讓外界錯覺有門戶之見。他續說，因歷史背景及主權變化，香港並不如其他華文使用地區早硬性推行“規範字”，讓漢字的靈動與活力得以留存更長的時間。
區、謝兩人份屬君子之交；卓、黎兩人亦師亦友
對於四位書法大家在不同時期的交集、認識或情誼，黃宣游介紹，區建公與謝熙兩人雖為同行，但也會在展覽和雅集碰面，屬君子之交；而卓少衡及黎一鳴活躍於相同時期的上世紀60至90年代，卓少衡經常分享書法心得予黎一鳴，兩人份屬亦師亦友。
黃宣游回憶說，“家家有本難念的經，幾位書法家亦然。透過‘墨跡’，某些已經失聯的後人因談及父親而重新聯繫，更有部份相約一起觀看‘墨跡’舉辦的展覽，這是文化研究以外的意外收穫。”
這位字體保育者更到訪這些前輩的廣東家鄉，感受鄉親熱情與純樸，他並看到每一位書法家對自身鄉族有著深厚歸屬感，鄉民也對每位前輩的成就感到自豪。他說，這是華人傳統的文化，也是當今城市人普遍缺乏的真、善、美。
四大書法家所代表的 是上一代香港人堅毅不屈精神
這四大書法家雄霸香港書法藝術市場，橫跨了上世紀八十多年，經歷了戰亂、經濟發展與科技飛躍，其經營生存環境受著不同的威脅。黃宣游從研究中體會到，他們的發跡正是代表當時香港上一代人的堅毅不屈精神，無懼任何艱苦，迎難而上，造就了香港經濟騰飛的年代。
黃宣游說，“戰前戰後的南來文人，本來就是有著過人的膽色，才會離鄉別井落戶香港。所以面對社會和科技的衝擊，他們也是逆來順受，總是找到生存的空間。他們能在戰爭中找到喘息的空間，面對生活上的小問題，當然也會沉著應戰。反之，嬰兒潮世代以後，人們較多處於相對安逸的狀態，自然就缺少了接受轉變的勇氣，這是歷史的進程，放諸世界亦然。”
香港“儒商”文化消失 字體保育工作任重道遠
隨著霓虹燈廣告招牌的殞落，這些字體的保育工作顯得刻不容緩。黃宣游並沒有為此過份擔憂，指出霓虹被LED驅逐是歷史進程，正常不過。相反，他指出，載體從來不是問題，問題在於香港普遍商家的學養缺失，從前的“儒商”文化早隨“地產經濟”消失。他說，在這些商家主導的商業世界，面對電腦字，價值不菲的書法藝術當然不堪一擊；同樣地，香港人並不是不察覺到老店舖、酒樓一間一間的關閉，只是過去幾十年，香港人的核心價值主要圍繞“地產”，此外的一切均不太重要，他們根本不在意。
他說：“大眾一般認為‘發展’比‘保存’重要，因為香港人從小就被灌輸要以目標為本，而這種‘目標為本’的普遍價值觀，會讓人變得功利，所以即使偶爾有組織推行保存與教育工作，往往也力不從心，未能做好教育的部份。”
香港社會正在經歷變化，曾經接觸過或觀賞過這些字體的香港人將會越來越少，再加上移民潮，及新外來移民的出現，本地人的字體保育意識會否越來越少，會受到考驗？黃宣游分析，香港從來都是一個多元文化的城市，城市的形象表現會隨居住人群而轉變。然而，近年中晚年人重拾對歷史文化的熱情，是讓人鼓舞的。他說，儘管新一代並未經歷過香港燈紅酒綠的年代，未怎麼看過香港霓虹夜景，他們對於舊事物的共鳴相對較低，但對於人們的熱情能否持續，能否為新一代帶來共鳴？“墨跡”組織抱持觀望態度。
最後，他總結道，歷史偶然地前後幾次讓當時這四大書法家高度集中在香港，他們本來就是集勇氣和文化水平於一身的群體，而他們的這些特徵，造就了那個時期的香港，建立了香港的品牌；“香港”就是他們，他們就是“香港”。當時的書法市容，正是那個時期的美學表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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